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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读星子——我亦百姓长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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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10-30 16:32:15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小时候常常听到家乡星子县被夸赞为“真儒过化”之地,是什么意思却不知道,稍懂一点的人曾告诉过我,说是宋朝的朱熹在这里做过官,还修了白鹿洞书院。书院我也去过几回,也没什么特别感觉,因此对真儒过化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字面。

一天,偶然读到陆游在朱熹逝世时撰写的一篇祭文:“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,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,路修齿髦,神往形留,公没不亡,尚其来飨。”[1]短短35个字,却凝聚着对朱熹无限真挚之情和无比痛惜之心。辛弃疾更是亲自前往吊唁“所不朽者,垂万世名。孰谓公死,凛凛犹生。”[2]感情至深让人无比动容。两位伟大的爱国诗人,竟然与朱熹有着如此深厚的情谊,对他的逝世竟然如此悲伤,这里面一定有原因。

或许,朱熹也有其辉煌的一面,有着令人崇敬的过人之处?正是由于这种钦佩,让我翻开历史,去重新认识朱熹和他在南康军的一些事迹,以期对他有更加清晰的了解。

在宋朝南迁五十年之际,宋孝宗赵昚(shèn)大赦天下,并改年号为淳熙。赵昚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。他在位期间,起用主战派人士,平反了岳飞冤案,锐意收复中原;内政上加强集权,积极整顿吏治,裁汰冗官,惩治贪污,重视农业生产,百姓生活相对稳定。正是有这样的社会环境,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,“正国家一昌明之会,诸儒彬彬辈出。”[3]。朱熹就是在此期间因鹅湖辩论而声名益显,逐渐成为儒家理学的领军人物。

朱熹,江西婺源人。十九岁考取进士,在泉州同安县做了三年主簿(从九品),任满罢归。之后二十余年,一直是读书求学,埋头做他的学问。朱熹并不是一个书呆子,他的抱负很大,他承续前贤之道统,深入探讨心性义理,融合诸家之精华,将忠孝节义等提高到“天理”的高度,将儒学由原来比较狭隘的道德领域进入社会政治层面。他希望通过理学能“正君心,再正民心,从改造心性入手,重振国家。”[4]开创和谐有序的社会,实现治国平天下。
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,让朝廷感到为难,若不任用,会招弃贤之嫌;如加任用,又恐其“干扰”朝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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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6-10-30 16:33:28 | 显示全部楼层
淳熙三年(1176)六月,代丞相龚茂良荐引朱熹到朝廷任“秘书省秘书郎”,被朱熹辞免了。两年后,史浩任右丞相。他一上任首先就是举贤,“第一欲起朱元晦”。参知政事赵雄却说朱熹“乃一虚言之士”,喜欢直言批评朝政,宜外放。经过一番权衡,为了政治装饰和取得某种政治平衡,宋孝宗终于同意起用朱熹,差遣他远知偏僻之地南康军。这是一个两全其美之计,既保留朱熹作为中央直属官员的资格,让他感到对朝廷他十分信任,又放在南康军这穷地方上去使用,让他吃吃苦头,以免“干扰”朝政,惹事生非。

南康军,背倚庐山,面鄱阳湖,扼南北水路之津要,古称“西江锁钥”。因地理位置险要,北宋太平兴国七年(982)割洪州之建昌县、江州之都昌县,置南康军,军治星子县,属江南东路。其境内土瘠民贫,经济不发达,人口也少(注:三县人口最多时不到50万,朱熹知南康军时仅23万),[5]在宋代属小郡。

淳熙五年(1178)八月,朝廷尚书省任命下达:宣教郎权发遣南康军事兼管内劝农事仍借绯。[6]这是个什么官呢?宣教郎:又称迪功郎,宋代最小的官职。朱熹考取功名后即被授予左迪功郎并配实职县主簿(从九品);权发遣:因资轻而骤进,资历低于所授予官职二等,要在其结衔称‘权发遣’以示分别;借绯:宋时规定官员的官服颜色,四﹑五品服绯(大红色),未至五品者特许服绯,称为“借绯”(从五品)。朝廷对朱熹简直是火箭提拔,连升七级,县办公室主任直接当上市委书记了,常人想都不敢想。朱熹从此不仅主持南康军的军政农事,还是中央直属官员,可以着红色官服上朝奏事.

尽管朝廷如此重用,朱熹却以各种理由,例如“病卧林野”、“多病早衰”,或强调早已因“罕接人事”对“民情吏职,懵不通晓”等,以身体欠佳且没有当行政长官的经验为由,一再请求辞去此职。……“辞不允,令疾速之任”,十月十七日,朝廷又命朱熹径直赴南康上任,还不准他来首都临安奏事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政治观点与朱熹相近的大臣们,纷纷致信安慰他,劝导他。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吕祖谦,替朱熹分析形势利弊,劝他就任“既可以承领朝家美意,又可以泽及一方,使世少见儒者之效。”[7]要他为继承儒学这个群体的利益来考虑知南康军这件事。他还说,朝廷里,还有以尚书右仆射兼枢密史陈俊卿为首的一批官员的支持,朱熹作为一代儒学的领头人,是显示儒者政治作为的时候了。吕祖谦还要他“随分”,这句真说到点上了,因为朱熹非常重视“本分”和“依本分”。他常说:“世上有‘依本分’三字,只是人不肯行。”他所谓的“本分”就是指人们按照各自的社会地位所具有的身分,遵守名分等级。……多年的知已劝到这份上了,朱熹还能说什么呢?

朱熹的一再请辞,也是以退为进在为自己争取话语权,他上任南康,与其说是六次请辞不获批准,更是隐藏着他的一个巨大的心愿。就是希望“有朱熹特色的”儒家理学,能成为统治阶级治国治民的正统思想。像孔子那样,获得更为震撼性的社会效益。南康军正是他实现这项宏伟工程的大舞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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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6-10-30 16:35:59 | 显示全部楼层
淳熙六年(1179)三月三十日,江南东路的南康军来了一位新领导,朱熹。他到任之初“考按图经,询究民间疾苦”。短短几天,通过与本军衙內及属县的官吏倾谈,翻阅下本军的财政报表,走访社会有识之士请教治郡良策等,在此基础上贴出《知南康军榜》广而告之:“宽民力、敦风俗、砥士风” 宣布了他的三条施政纲领,其核心就是“宣明教化,宽恤民力”。也就是告诉大家,他这位市委书记兼市长实行德治,先要从教育和减税两件和老百姓紧密相关的事做起,请父老乡亲官吏士贤支持他的工作。

“本军土瘠民稀,役繁税重。”他认为,南康军这三个县,穷就穷在朝廷的劳役繁多、赋税太重。这种老实话,是朝野很忌讳的,却赢得了老百姓的好感。朱熹认为那些不合理的苛捐杂税是造成民力穷困、风俗败坏、士风萎靡的根源。官艰于催科,民苦于重敛。以致民不聊生,盗寇群起,逃亡者多。“天下国家之大务,莫大于恤民,而恤民之实在省赋。”朱熹决定将省赋作为首要任务,并先从星子县入手治理。
“本军民俗,号称淳厚。廷少诤讼,狱少系囚。”朱熹很注意激励本军老百姓的自尊心与自信心。那时代,打官司的少,牢里关的人少,是一个地方民风甚佳的标致。朱熹认为,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,世风日坏,这是因为是缺少道德精神支柱。取士不以品行名节为标准,任由权谋利欲泛滥,才使风气衰坏。根源是没有好的教师与官长,他们失职了。

所以,他刚一到任,就开始他的道德重塑。导民以德,教民以礼,他历数了本军唐宋以来历代名贤与道德楷模。希望通过这些尚贤励士的举措来挽救日下的世风。带着浓浓的书生味的官方文件《知南康军榜》贴出之后,朱熹便下基层巡视调研,体察民情,他渡过鄱阳湖,到都昌县,继而又渡过鄱阳湖,到建昌县,再回到星子乡村,这样半个月下来,把所辖县跑了一圈儿,直至四月十五日的傍晚,他才回到了军治。他跑了三县,掌握了许多实际情况与第一手的材料之后,四月十七日,他急不可奈地发布了《知南康军榜》的补充文告《又牒》。

这里,他将第一道榜文中的“固将使之宣明教化,宽恤民力”,删去了“宽恤民力”,填补为“敦励风俗”。“寻访劝谕”改为“询究”,话讲得很客气,低调多了。很可能因为他在三县跑了一圈,听了一些含蓄的提醒,觉得自己仅仅是个相当于下等州的长官,权力能力极有限,尚无法兑现减轻朝廷加给老百姓的“役繁税重”,便在此篇政府公告中,只强调“敦励风俗”。

四月,刚上任的朱熹开始他的第一把火,他遍访军县古迹遗址,寻访本郡的古今名士,以为表率。在宣明教化、敦励风俗方面他确实下了一番功夫。
先是,立周敦颐祠于学宫,以二程先生配。周敦颐为儒家理学的开山大师,朱熹的理学便是继承于他。“南康尝为先生所领之地,祠像久焉未设,诚缺典也。”[8]这里曾经有过这么有名的人,现在却被世人遗忘了,真不应该啊。

接着,将南康军历史上五位前贤列在一起,建成五贤祠,并作《奉安五贤祠文》,彰显他们“大节清名,危言直道”。引导士子积极向上。还修复爱莲堂、直节堂,刘凝之墓,壮节亭、归去来馆等。朱熹深知,高深的道理让那些认知不高的底层民众难以摸索出门道,而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本地先贤事迹,能更快速直接地为大家树立一个个顶礼膜拜的榜样。

之后,开始整顿军学,为本军学子提供义务教育,连书本和伙食都包含在内,每月还抽四五日到军学讲学。朱熹还修复了始建于唐朝的白鹿洞书院,制定洞规,聘请名师。朱熹认为地方长官和老师是教化的根本,士风为民风的导向。师道不尊,则学校不昌,学校不昌则士风不淳,士风不淳则民风饶薄。本军的振兴,必从教育抓起。改变必须先从昌学校、振士风开始

六月,上任仅二个月的朱熹开始他的第二把火,为他的宽恤民力,舒缓民困而努力,他的目标是减免合理的税赋,废除不合理的税赋徭役。

首先,他上书朝廷《乞蠲减星子税钱状》,这个税是夏秋两税(农业税),这是正税,国之根本,岂能轻易减免?结果自然遭到上自朝廷大臣、下至地方官员的普遍反对。尽管如此,朱熹并没有止步,到他离开南康军为止,前后一共六次上书,请求蠲免星子县的税赋。可是,朝廷始终不予理睬,最终不了了之。
接着,请求裁减不合理的附加税,附加税是指工商税,朱熹知道减免夏秋两税有难度,转而请求裁减“木炭税”、“经总制钱”(交易税)、月桩钱(军费)等税赋。在宋朝的“抑商”政策有所松驰,促进了工业和手工业的快速发展。在商品流通交易时与之而来产生了各种税赋,别小看附加税,宋神宗时期曾一度占到国家税收的70%。正是因此,朝廷和地方官员都想要用流通环节来榨取财富,通过人为操纵兑换比例的方式来对生产和消费者进行盘剥。朱熹认为,这些苛捐杂税,“民所不当输,官所不当得,制之无艺,而取之无名。”[9]这种种税收都是百姓所不该负担的,朝廷不该收取的,制订这种规矩没有依据,是不正当的。

南康军下属有个都昌县,那里出产木炭。可是,都昌的木炭价格太低,靠烧木炭为生的百姓,上交完木炭税之后,不但不挣钱,往往还要赔本。面对烧炭百姓的疾苦,朱熹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,裁减木炭税,同时又向朝廷请求,如果非要上交不可,最好以本色木炭交纳,不要折合成钱之后再交,以避免中间层层盘剥。可是,有关方面和朝廷一直拖延不予解决。

之后,朱熹动用手中仅有的权力,立法约束本军的夫役,所谓“夫役”就是支用百姓的劳务。自宋朝南渡以来,各种烦杂的劳务支派非常多,严重影响百姓的生产、生活,百姓苦不堪言。为了解决随意支用百姓劳务的问题,朱熹多次给朝廷上奏,朝廷根本不予理睬。于是,朱熹自作主张地发布了一则《约束科差夫役》的立法,要求非常严格。但是,立法容易执行难,面对当时的地方政府官员,朱熹的立法根本不具备约束力,因此不过是一纸空文。

由此可见,朱熹在南康军想为百姓做点实事,却由于朝廷,地方官,地方豪强的层层阻碍,他空有一腔良好的心愿,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,减免赋税上却一件事也没有做成。

八月,上任四个月的朱熹开始了他的第三把火,“治民以法”代替“爱民以仁”。朱熹治郡,不仅实行德治,也注意实行法治。这样的转变,也是他在治郡审理案件中的需要。

八月,朱熹接连审理了辖区建昌县与都昌县两件兄弟争夺财产的案子。这两个案件的起因,都是出于母亲仍然健在,兄弟便“擅将家产私下指拨分併”甚至还“互相推託,不纳赋税。”[10]最后因此闹到官堂之上。朱熹严正指出这种父母尚在私分家产的行为违背道德礼法“照对礼经,凡为人子,不蓄私财。” 而且也违反法律。面对这两件讼案,朱熹特别以“殊骇闻听”四个字,用来表示他的不解与愤慨。

依照当时《宋刑统》<户婚律〉的规定:“… 诸祖父母、父母在,而子孙、别籍异财者,徒三年。”尽管朱熹严厉斥责涉案当事人别籍异财的行为。但令人意外的是,当事人并没有因此获判徒三年的刑罚。结果反而是朱熹网开一面:一方面撤销亦即“尽行毁抹”己订立别籍异财的约定,另一方面则“当厅说谕”命令当事人兄弟必须“依旧同居共财,上奉母亲,下率弟侄,协力家务,公共出纳。”[11]父母尚在是不能分家的,你还要奉养母亲,要为后辈做榜样。不仅如此,朱熹甚至也多所自责。他反省到今天之所以会在他的管辖下,发生如此“殊骇闻听”、“弃违礼法,伤害风教”的事件,其实都是因为他疏于宣导管教的缘故。朱熹深厂愧疚地说:“长吏不能以时教训纠禁,上负承流宣化之责,内自循省,不胜恐惧。”[12]补救之道,便是将这个案子公布于众,要让大家知道父母在堂兄弟分家争财产是违法行为。因此,在最后,朱熹便再次严正宣告,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,必定送狱,依法断罪。

朱熹如此严厉刚正的执法宣示,距他上任之初颁布「宣明教化」、「敦厚风俗」的施政理念,还不到半年时间。因此,令人好奇的是,为什么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,朱熹便从一开始看似温和的态度,转而改为恩威相济,并特别强调礼法并用的强硬立场?在《晓谕兄弟争财产事》一文里,我们可以很明显感受到朱熹急切而愤慨的心情。

过去很多人可能觉得文化是精神层面的东西,与物质层面的经济不大相关。但往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中国社会历来非常务实,如果任何一种文化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好的引导的话,这种文化很快会被放弃。就以儒家文化的核心元素来看,三纲五常,名分等级次序,这些并不是无中生有的。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整个社会配置资源,是在规定人们分享资源时候的秩序。
两宋时期,手工业商业迅猛发展,是中国经济市场化商品化大发展的时期,这个时候中国的商业文化对儒家文化形成了挑战,比如,物质丰富后,刺激了家庭财产重新分配的欲望,甚至于父母尚在,兄弟分家的事时有发生。这样的分散资源,既不利于经济发展,也是对社会伦理的挑战,逼得儒家学者做出回应。朱熹等理学家做的一些回应,从某种意义上说,拯救了儒家文化。一方面,儒家认同了市场化的一些安排,适时地用三纲五常,名分等级等次序去协助资源分配;另一方面,朱熹把书院、社仓这些原来的官府行为,家庙、家祠、家谱等这些原来的贵族行为,在大众中普及开来,让儒家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有型地固化在了中国社会里。

朱熹之所以认为宣明教他、敦厚风俗的施政,未有显效,还在于他审理的另一个案子,阿梁私通谋杀亲夫案。

南康军民妇阿梁与一男子叶胜私通,叶胜趁着阿梁丈夫程念二生病之际,欲将其杀害。当叶胜行凶时,阿梁既不喊叫,也不“投邻里以求救援”,只是静静地“抱儿立于门外半时之久”[13]等待丈夫被杀。直到程念二大喊呼救从房间逃出来,阿梁知道叶胜未将丈夫杀死,才“随声叫呼以求救”。朱熹在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,阿梁每次的供词都不同,按照宋代的司法程序,案件存疑就需要再行推鞠,也就是更换法官重新审问。这一点,朱熹是十分清楚的。
这个案子朱熹没有按司法程序走,他直接向孝宗皇帝上了一个劄子,陈述了案情。朱熹断案量刑的依据不全是案情本身,而更注重的是理学规范。依据就是“夫人道莫大于三纲,而夫妇为之首”,而阿梁通奸“人理之所不容”,就凭这一点,朱熹认为不必再加推鞠,这样的人不判死罪,简直是“耸动群听”,并且要求大家不要心存怜悯。他请求皇帝直降睿旨,直接定案。

孝宗皇帝自然不会同意,宋朝的法律制度十分严谨规范,因为宋人立制,最讲究“事为之防,曲为之制”。防止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出现独大的权力,制造冤案错案;因此在宋朝州府一级均设有两个法院:司理院与州院。两个法院是平行的,一个刑事案件进入庭审程序后,州院必须启动鞠谳分司,即审判法官与定罪法官不能是同一人。

阿梁通奸谋杀亲夫案,前后审理了九年,近十位法官经手,阿梁仍不服判,“节次翻异,凡十差官斟鞫”,推翻供词近十次,最后,法官据“罪疑惟轻”原则:“南康军民妇阿梁特贷命,决杖脊二十,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。”[14]从死罪到杖脊、编管,显然是从轻发落的。

我们看电视剧《包青天》,会发现剧中包公审案,明察秋毫,一桩案子,当庭就问个清清楚楚,然后大喝一声“堂下听判”,辞严义正宣判后,又大喝一声“狗头铡侍候”。但实际上,在宋朝,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审讯与判决情景。包拯果真如此断案,则严重违犯司法程序,将会被免职甚至受到责罚。

宋代“士初试官,皆习律令”,并且“文学法理,咸精其能”。名公巨卿,差不多个个都具有充分的法律知识。[15]这桩案子的最后结果可见,南宋理学家们虽然要求妇女三从四德,极力维护夫权。但仍不敢将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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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6-10-30 16:37:52 | 显示全部楼层
南宋淳熙七年(1180)夏,南康军遇上了严重的大旱灾,老百姓遇到了吃的问题。这对南康郡守朱熹是一次严峻的考验。他一方面及时将灾情上疏朝廷,请求“依分数放免税租外,更令转运、常平两司多拨钱米,应副军粮,准备赈济。”[16]宋代减免赋税和赈济钱粮的运作环节非常繁琐,耽误时间不说,而且常常多方阻难,得不到落实,灾民得不到及时救助。这时朱熹又请求皇帝“直降睿旨”绕过程序,直接放免税租和下拨钱米,这是需要勇气的。另一方面身为朝廷官员,他又担心灾民因饥荒而聚众闹事。于是下令严禁灾民“妄行需索,鼓众作闹。”违者“定当重作行遣。”既要安抚灾民,又要提防他们闹事,努力设法缓和这些社会矛盾,这官不是那么好做。

入秋后,旱情越来越严重。朝廷的赈济解不了燃眉之急,赈灾过程触及到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,这是朱熹无法克服的。他带着苦闷的心情再次来到卧龙庵,庵是朱熹为纪念卧龙诸葛先生而修建的,里面供俸着诸葛亮的画像。他常以诸葛亮为楷模来行事。门眉上的“鞠躬尽力,死而后己。”那几字触痛了无力抗旱救民的朱熹,让他深深地自责了:“君还若不早,无乃非良谋。再拜谢故人,低徊更包羞。”[17]或许是受到了卧龙先生的感召,朱熹还是想出了借朝廷财力,救助灾民的良策。

于是,朱熹敢用手中仅有的权力,动用南康军的地方财政来购米。他兑借官府未及上交朝廷的折帛钱二万四千贯,动用军资库钱二万贯,加上朝廷“常平司”所拨救济钱五万三千贯。用这些钱收购经由鄱阳湖的外地粮船的粮米,他还派公吏去信州、隆兴等地收购粮米,将粮仓里军粮和未运走的国库征收粮也折钱并购。他还劝谕当地的富户认捐赈济米,以上共筹到粮米二十三万六千石。再将这些粮米按平价赈济给饥民,期间还有几次是免费赈米。

这些赈灾措施中,最令人称道的是修复星湾石堤。石堤在星子县古城南门湖畔。以前因为鄱阳湖风浪大,往来船只易翻。北宋元祐(1086-1094)中,南康郡守吴审礼就栅木为障,构筑了简易堤坝。崇宁四年(1105),郡守孙乔年易为石堤。经过七十多年后,石堤损坏严重。修复石堤本来跟抗旱救灾无关,甚至跟农田水利都扯不上关系。但朱熹却在九月再奏南康旱灾的同时,还申请了修复鄱阳湖星湾石堤,请朝廷拨下修石堤的民工钱粮。“不唯官私舟船得免风涛之患,且使饥民就役,不致缺食。”[18]没想到的是朱熹的修堤奏折很快得到答复,得钱两千贯,米千石。他立即委派星子知县王文林、南康军司户毛敏“功职其事”,征该军三县受灾民夫修筑。

朱熹的这次修复,将旧堤增高三尺,开浚淤塞。他亲自监督工程,到工地上慰问民工,“劳苦勤恤者甚众。”大家对这位亲民的领导是非常欢迎的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,灾民们都活下来迎接着新年的到来。去感谢朱熹吧!他在南康军采取种种救灾措施,共救活灾民二十一万八千余人。这在封建社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!

南宋淳熙八年(1181)的闰三月,朱熹要离开南康军了,就在他快要离任南康军之时,有一大户人家的少爷“跃马于市”,在古谯楼前踩伤一个小孩。朱熹下令把那个少爷抓起来,决定在樵楼下打板子示众。有一熟人劝他: “这是大家的少爷,何苦要羞辱他呢?” 朱熹答:“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,难道可以纵容吗?” 朱熹还将负责看管肇事者并网开一面免其责罚的吏人一同提审。第二天,吏人被“杖脊”,并开除公职。

朱熹临走时百姓们追送他,追了二十多里,一直把他送到了星子县边界的康王谷:“殷勤古人厚,追送崖寺古。把酒听鸣泉,相看泪如雨。”[19] 送别场面特别令人感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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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6-10-30 16:38:53 | 显示全部楼层
今天,我们来评价朱熹在南康军的事迹,他在这里做了两件事,一件成功了,就是他的宣明教化(教育),他被奉为朱子,是仅次于孔子的圣贤。他所修复的“白鹿洞,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”。另一件并不成功,就是他的宽恤民力(治世),他的正君心、省赋恤民的理想没有行于天下,尽管朱熹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和果断的行事能力,在减税和乞粮的过程周旋出入于同朝的参知政事周必大、江东帅陈俊卿,提举颜鲁子,尤褒,转运判官王师愈,以及大大小小的监司,郡守之间。朱熹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孝宗皇帝游说自己的政治主张,但是,结果很不理想。
我们现在去追溯朱熹在南康军的事迹,除了城南的紫阳堤,城北的白鹿洞书院,还有一处被人遗忘了。那就是南康府古谯楼的门柱两石壁上的一幅长联(石刻)。长联是清乾隆二十八年(1763)南康知府刘方溥所撰,字体已虽然有些模糊不清,但犹可辨:“曾是名贤过化,前茂叔后考亭,我亦百姓长官,且试问催科抚字;纵使绝险称雄,背匡庐面彭蠡,谁作一方保障,敢徒凭形势山川?” 正是因为周敦颐和朱熹两位圣贤在此功德垂范,镜照身后官员效尤。自宋迄清,八百余年间,有史记载的二百六十余位南康知军、知府,三百余位星子知县几乎都是廉洁奉公,勤政爱民的官员。没有别的,榜样和标准都在那立着呢。所以我们的刘知府才有了如何做好百姓长官的感慨。怎样做好百姓长官?南宋青阳知县赵方告诉了我们的答案:“催科不扰,是催科中抚字;刑罚无差,是刑罚中教化。[19]催收租税的时候做到不打扰,就是在催收租税中的抚恤;邢罚的时候没有错误过失,就是在刑罚中的教化。这是赵知县告诉他的领导太守史弥远的一句治理名言。
我们现在常用“真儒过化”“理学名邦”来描述过去的辉煌,可是他为什么能辉煌,他的辉煌又在那里?当我们轻轻拂去历史的灰尘,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以前星子被遮盖的璀璨另一面。进而让更多的人相信,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现代化,并不是要告别历史、斩断传统,而是从传统中开出现代来。
我们用文化和匠心,重新发现星子的魅力——重读星子,期待您的参与!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


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
[1] [清] 王应奎 《柳南随笔续笔》之《柳南续笔卷四》(以柔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)
[2] [元] 脱脱等 《宋史•辛弃疾传》卷一百六十(中华书局,1985)
[3] [南宋] 佚名 《皇宋中兴两朝圣政》卷五十七,黄震,淳熙六年七月丙寅。(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7)
[4] [现代] 史仲文等 《中国全史》之《南宋后期理学再盛》(中国书籍出版社,2011)
[5] 醉注:崇宁元年(1102),南康军三县有70615户,112343口(仅为成年男丁)。按宋代一户五至七口计算,实际人口35万至50万左右。由于南宋之初金兵南下及绍兴年间盗寇李成大之乱,到朱熹上任时,人口锐减。淳熙七年(1180)三县仅29578户,217883口(灾民实数,含妇幼)。加上那些没有被救助的,三县拢总23万多人吧。
[6] [南宋] 朱熹 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二二《辞免知南康军状》 (朱幼文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)
[7] [南宋] 吕祖谦《东莱集•别集》卷八《与朱侍讲元晦》 (据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,1983)
[8] [南宋] 张栻 《南轩集》卷十《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》 (据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,1983)
[9] [南宋] 朱熹 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二四《与钟户部论亏欠经总制钱书》(朱幼文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)
[10][11][12] [南宋] 朱熹 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九九 《晓谕兄弟争财产事》( 刘永翔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)
[13] [南宋] 朱熹 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二十 《论阿梁狱情劄子》(朱幼文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)
[14] [清] 徐松 《宋会要辑稿•刑法》六 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4)
[15] [现代] 徐道邻 《中国法制史论集》之《宋律中的审判制度》 (台北志文出版社,1975)
[16] [南宋] 朱熹 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十六《乞放免租税及拨钱米充军粮赈济状》(朱幼文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)
[17] [南宋] 朱熹 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七 《秋日告病斋居诗》(朱幼文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)
[18] [南宋] 朱熹 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二十 《乞支钱米修筑石堤劄子》(朱幼文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)
[19] [南宋] 朱熹 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七《熹罢官观康王谷水帘,夜饮山月轩》(朱幼文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)
[20] [元] 脱脱等《宋史•赵方传》卷四百三(中华书局,198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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